我們到底該不該救助金融機構，中國鈔票到底有沒有超發(fā)，對于這個問題，央行行長周小川日前撰文全面為之辯護：對于第一個問題，他的觀點是金融業(yè)出現了問題就必須救，否則意味著集體的失靈甚至死亡；中國是轉軌經濟，金融機構承擔了政策性、半政策性或者體制性的任務，因為金融機構有問題很難說清楚究竟應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如果不救也是不負責任的。對于第二個問題，他的觀點是從貨幣投放數量看，每年按照經濟增長對貨幣供應的需求，基本上按照預先設計的、相對穩(wěn)定的速度投放基礎貨幣，最終做到了基本上沒有多印、多投放票子，避免了出現大幅度的通貨膨脹。

周小川的文章引起的關注是：我們金融機構出現了危機了嗎，如果是，改變救助他們，如果救助他們，該如何救助，是不是像美國量化寬松式印鈔救助。

美國金融危機爆發(fā)后，對于該不該救助那些罪大惡極的金融機構，一度產生了很大的爭議，最終美國政府選擇了救助這些點燃金融危機火藥桶的金融機構。美聯儲三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就是其典型的救助手段。這樣做的后果一方面的確是遏制了金融機構多米骨牌死亡效應，同時也留下了金融機構綁架全球經濟的惡名，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可以不負責只收利潤的原則行事，反正利潤歸我，責任歸于全球。更重要的是，美聯儲背上了亂印美鈔的惡名，人們對美元的價值和對美國國家的信用產生了嚴重質疑。不僅僅全球對美國利用其掌握國際通貨關鍵資源的地位進行經濟霸權的流氓行徑感到憤懣與抵制，美國國內也因此爆發(fā)了占領華爾街運動等抗議活動。

世界經濟興衰史表明，如果資本大量流入非生產性領域將會對其經濟體進行滲透性顛覆。在這個進程中，金融資本與權力結合在一起，利用杠桿和各種金融工具，對經濟體進行超級剝奪。特別是在生產危機之時，金融資本權力凌駕于一切形態(tài)的資本之上，不但沒能起到投資與融資的功效，反而回歸到其生息資本的最原始形態(tài)：高利貸資本的形式對經濟體實施敲骨吸髓式的劫掠。從荷蘭、英國、美國等經濟霸權轉移的過程就可以看到這個滲透于整個經濟體每一個細胞內的吸血蟲的身影，特別是在推到舊霸主之墻過程中的致命一擊令人印象深刻。

此前我們認為中國金融機構出現危機，不少人對此進行了質疑。如今周小川行長突然撰文提及我們應對救助金融機構，甚至不惜動用納稅人的錢來救助金融機構的時候，我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事實上，民間高利貸體系崩潰就是一個先兆，原因在于，如果正規(guī)金融機構的功能正常，不會有那么多的企業(yè)寧愿忍受高利貸敲骨吸髓式的盤剝和寧愿冒著非法集資罪殺頭的危險。隨著民間借貸信用崩潰，與之緊密關聯的正規(guī)金融機構也難逍遙身外。況且，從披露出來的高利貸崩潰案例中，其中不少資金是信貸資金，非法集資的資金來源也牽涉到了信貸資金。人們不禁產生疑問，大量企業(yè)為了信貸鋌而走險，還會有這么多的信貸資金參與這個暴利的體系，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畸形的信貸體系導致了這種嚴重分化的結局。大量企業(yè)呼吁信貸放松可能并不能真正的受益，特別是貨幣超發(fā)的好處并沒有惠及大部分企業(yè)和個人。

至于貨幣超發(fā)程度有多嚴重，看看資產價格上漲幅度和真實物價上漲的幅度就可以見分曉。這不是通過什么騙人的數理模型得到的，這是活生生的現實得到的。此前房地產市場吸納了大量超發(fā)的貨幣，導致房價幾近十年的暴漲，而今房地產吸納超發(fā)貨幣功能降低，過量貨幣最終導致了人們普遍感覺到的生活成本上漲的壓力，企業(yè)感受到的成本上漲和利潤被剝奪的雙重擠壓。

正值世界經濟危機蔓延之際，我們希望貨幣政策有條件的松動，這個條件就是不能再支持畸形的信貸體制。近期爆出兩桶油不務正業(yè)，而去像2009年那樣搶地稱王，我們難道不該反思我們的信貸體制嗎？大量的無效投資擠占了大量有效投資的信貸額度，導致中國經濟出現的那么多兩難問題。雖然周小川認為，金融機構承擔了政策性、半政策性或者體制性的任務，其責任難以劃清，但是，不能因此就繼續(xù)支撐那些顯著錯配資源的無效投資行為。我們支持政策適度寬松，但我們更支持信貸體系的改進，以及不能容忍某些金融機構凌駕于一切經濟主體之上的種種行為。